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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发于大地理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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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是宁波人，但我供职的媒体，做过一些跟宁波有关的深读题目。
我对宁波兴衰的总结就十四个字：大明朝撸掉“大明州”，小宁波缔造“大上海”
不过，条件和底子摆在那里，瘦死的宁波也不会差到哪里去？
所以这是，一个实力大于名气的地方。
我跟人开过一玩笑，说宁波的汉语拼音发音，影响了它的传播。
国内一二线城市中，唯一一个以“o”音结尾的地名，所有的汉语元音字母中，“o”能够单独组合（不包括双元音词）的辅音只有：b、p、m。从流传度上来说，比其他读音难度更大。
b 是个爆破音，发音有需要爆破；偏偏又遇上“o”,发音需要冲破空气阻力较大。说白了，就是拗口。而那个朗朗上口的用了七八百年，已经形成品牌效应的“明州”，却不幸被朱元璋摘掉了。
如果一个地方，跟王朝的国号相同，那他的命运很可能会因此而一波三折。
唐代得名的海港城市明州，到了明朝，被王朝的统治者取了个新名字——宁波。
在浙江，宁波的综合实力是仅次于省会杭州的存在。不过，它的名气远远不如后者。但是，它实际的地位显而易见：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城市；宁波-舟山港，吞吐量已超过上海，是中国目前吞吐量最大的海港。
明洪武十四年(公元1381年)，一位来自浙江明州的文人单仲友，向太祖朱元璋提出建议，大致意思是：“明州与国号相同，此为大不尊，希望皇上修改地名，以示国号神圣。”朱元璋认为有理，就将明州改为“宁波”，取“海定波宁”之意。在此之前，“明州”已经使用了五百多年。
改名，只是这座东海港城曲折命运的开始。
放在今天的中国，宁波位居“二线中城市”，排在本省杭州之后，甚至名气（不是实力）不如同级别的厦门、青岛、大连。
这是1700年至2000年，中国城市国际知名度的排名：1900年以前，宁波知名度一直大于杭州；《马关条约》杭州开埠，加上省会的知名度，杭州的国际知名度逐渐超过宁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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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时光能够倒流，穿越到明代，甚至更早的“明州”时代，你会发现：
那个时候的宁波地区，曾长期是今日“北上广“般的存在。尤其是，作为东方大港的“明州”、
“宁波”，这座城市是欧洲、日本人最熟悉的中国地名之一，是令他们无比神往的梦之都。
句章（今宁波）是春秋时期重要的军港和航运中心，吴、越国的军事商业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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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 宁波地区属越国，越称霸东南，曾“乘舟”和“戈船”（战舰）飘洋涉海，且拥有水军。越国水军在宁波地区营建要塞，是我国最古老的港口之一。
秦代 设置宁波的前身——鄮县，包括今宁波江东区和今鄞州区东部、北仑区及舟山群岛，治所在今鄞州区。
唐代 公元625年，废鄞州，鄞、鄮、句章三县合并称鄮县，地方志称为“大鄮县”。到了公元738年，鄮县分慈溪、翁山、奉化、鄮县四县，设立明州管辖它们。也就是这一年开始，大唐的明州港开始成为国际港，标志是设立了海关——市舶司。公元743，著名的高僧鉴真东渡，途中船舶失事，在这里获救。9年后，日本孝谦朝3艘遣唐使船驶抵宁波口岸，这是历史记载，明州接待的第一批海外来客。
唐代，明州与扬州、广州为三大港口；宋元，明州与泉州、广州为三大港口。
宋代，尤其是南宋，开创了属于中国的航海时代。但是，主打游牧文明的元朝，主打农耕文明熏陶的明朝，虽然沿海港口得到了保留，但其统治者对大海有一种敌意。大航海时代到来前夕，“海禁政策”来了。元代就推行了部分海禁，到了明朝初期洪武年间（1367年），“片板不得下海”禁令发布，包括海港贸易在内的商业活动遭到大棒政策。
海港城市的社会经济，几乎以大海为生命。从明代起，这座靠海吃海的沿海城市，走向了大转折。海禁施行后，宁波仍然是朝廷与周边“朝贡”贸易的指定登陆地。这种贸易几乎没有利润可言，港口商业与经济名存实亡。到了后来“争贡事件”发生，朝廷彻底关闭宁波市舶司。
欧洲人先知“宁波”，后知“浙江”
帝国东南一个个港口，明王朝眼中的是非之地，却是欧洲商人向往的乐土。而直到海禁时期，他们仍没有放弃对“明州梦”的追求。很多欧洲人在地图上仍然标识“明州”。“明州！明州！”“宁波！宁波！”海禁，并不能挡住商船对东方的向往
《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》被称为“中世纪最好最丰富完备的一幅世界地图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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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个地图上，在中国东南沿海区域MINGIO（明州），被标注在突出的位置。绘图者并没有到过中国，却能把明州准确地置于刺桐（泉州）和杭州间。说明欧洲人对明州进行过详细考证和研究。这一年是大明王朝的第八个年头此时欧洲人恐怕不知：这座大咖级的世界级海港，已经改名宁波。
1570年，大航海运动如火如荼。宁波的大门虽然被朝廷关上了，但欧洲各国商船仍然对这里充满了向往：1570年的世界地图上，LIAMPO（宁波）海域，依旧航线如织，民间贸（走）易（私）繁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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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为有趣的事情是，早期绘制的国外地图上，“宁波”竟然早于“浙江”出现。在葡萄牙制图学家陀拉多1571年绘制的地图上，华南地区准确地标有“广东”；在浙江沿海区域内，作者用大写字母标上“LIAMPO”（宁波）字样。显然，作者不知有“浙江”省名，却知道“宁波”的所在。这里所说的“宁波省”显然是浙江。宁波海外知名度大，当时不少欧洲人：只知宁波，不知浙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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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宁波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人的游记中。半个世纪后，宁波第一次被准确地标注在世界版图上。顺着航线，葡萄牙商人纷纷来到宁波。
贸易来往中，不仅欧洲人向往宁波，而宁波商人也曾到达过欧洲的贸易腹地。学者金国平经过充分考证后认为：16世纪40年代西班牙人的船队带着宁波人漂洋过海，宁波人很可能是最早到达欧洲的浙江人。
日本的航海史，半部在宁波
向往宁波的，不仅是西洋人，还有东洋人。因为地理位置的一衣带水，日本人跟宁波的交往，要远远早于欧洲人。 1975年5月，一位叫崔亨根的韩国渔民出海捕鱼时打捞上来的6件瓷器，竟然让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新安郡海域变得热闹起来：一批又一批考古队伍纷至沓来，8年时间来来回回地跑了好几十趟。经过10次大规模的探察、发掘、打捞，海平面下拉出了一艘锈迹斑斑的沉船。这艘14世纪早期的沉船，是现存最大的中国古代商船。出海的时候，船上装载了两万多件瓷器。商船的出发地是元朝庆元路明州港，商船目的地是日本,因路遇风浪在朝鲜半岛西南海域沉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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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惊全世界的“新安沉船”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宁波与日本之间的商贸来往，沉船的神秘面纱背后，是一张繁忙的东亚海上贸易图。
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图 @ 2010地理情报开发（日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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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开元年间，明州港正式“开埠”，其第一批有记载的海外使者就来自日本。那是公元752年，日本孝谦朝3艘遣唐使船驶抵明州口岸，开始了宁波1250余年对外开放史：从唐朝到元朝日本、朝鲜、东南亚以及中东商人蜂拥而至，宁波三江口一带桅樯林立、千帆竞渡。
对于日本人来说，清代以前，他们最熟悉的中国地名大概是便是宁波。最澄、荣西、道元、雪舟等最著名的日本留学生，都是在宁波登陆后进入中国内地的。丰臣秀吉曾轻狂地做过这样一个黄粱美梦：“乘日本船渡海，居守宁波府！”，进而以此为根据地号令亚洲全域。佛教、书画、戏剧、造船、建筑、书志、茶文化、官僚制度、农业技术……诸多领域中，这座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。在许多日本学者看来，假如没有宁波，日本历史就要重写！
明初就实行了“海禁”，禁止民间贸易，但中日间的“朝贡贸易”并未禁止。这种贸易是一种非商业性的不对等贸易，各国到大明进贡往往能得到丰厚的赏赐。即便海禁之后，中日之间，或者说，宁波与日本之间，这种密切关系一直保持到嘉靖时期。
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等，使团之间才发生了冲突，最终爆发了嘉靖二年（1523年）“争贡事件”。明朝日本进入战国纷争时期，每个利益集团都想“代表日本朝贡”以换回丰厚中国物品。这一年，日本的两个使团为争夺朝贡资格引发一场流血冲突，发生地就在宁波海关（市舶司）
在“祸起于市舶”借口下，明朝礼部贸然撤销了宁波市舶司，持续数百年的中日朝贡贸易走到尽头。海禁，对于宁波来说，是被剥夺了自由贸易权；改名，只是被剥夺了姓名权。但这回，完全关闭了市舶司，相当于对港口判了一场无期徒刑，甚至死刑。
此事发生，因倭人而起，明初又有过倭寇侵扰、劫掠东南沿海的恶迹。过去很长时间，日本跟宁波关系密切——尤其是，日本使团中就有一位叫宋素卿的华人，是宁波人，他参与了争贡事件，并给朝廷留下了极坏的印象。
综合这些迹象，宁波，必须要背这个锅了。
天然良港，死于海禁
以上我们说了：宁波这个地方，无论是西洋人，还是东洋人，都特别向往。那么：它到底牛在哪里？它为什么从唐朝到元朝，一直是全国“三大港”？即便被国家改了名，它为何还能被王朝作为朝贡地？ 接下来就要回答：“宁波”制霸海上丝路的优势是设呢？
大家都知道大运河，先是隋唐大运河，从长安、洛阳到扬州，然后通到扬州、余杭，后来元代继续开凿，把大运河通到了北京。这些知识的传播，无形中就给人一种误解：大运河的终点是杭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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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大家经常看到的大运河线路。但是，大运河在杭州并没有停下脚步，杭州——绍兴——宁波这是一段叫做浙东运河的伟大工程，其开凿的其目的就是——通向大海！这又何尝不是大运河的终极目的之一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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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就是说，大运河并不是封闭的内河，而是与大海相通的运河！之所以大运河后来被理解成“京杭运河”呢，一是京杭运河首先出自乾隆皇帝口中，这是名人效应；二是乾隆下江南，位于江南核心区的杭州，很容易被人记住，而宁波，虽然是运河的最终目的，但它在江南的边缘地带，明清不重视沿海，所以就把它在宣传中忽略了，继而让后人误解为“京杭运河”——当然，这么叫，在话语权上更有优势。
实际上呢？在大运河最辉煌的年代，沿岸地区，其实都是海港——宁波的航运腹地。那么，大运河出海口，为什么是宁波？为什么必须是宁波？
从中国沿海位置来说，东海与长江口附近，这一带南北海运枢纽，这是由腹地、区位决定的：长江口以南的浙江到广东沿海，海岸线曲折，港湾密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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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这张古地图我们可以看出，冲积形成的沙岛与基岩质的群岛，分列长江口南北。自然条件，决定了长江口、钱塘江口都无法出现良港：长江口淤泥堆积多，水域太浅；海岸线平直，港湾几乎没有，现在的上海港深水港区，租借的是浙江的洋山岛。
黄海海域的上海、江苏到山东南部为砂质淤泥海岸，有大片大陆架延伸，海水浅，无法停靠大吨位船舶，岸线平直，则缺少避风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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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杭运河的终点杭州在钱塘江口，那么这里可以形成港口吗？
答案是不能。钱塘江的喇叭口，是世界上涌潮最强烈的入海口，潮水的冲击让这里无法进出大型船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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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地图上再向南挪动，浙东运河、甬江与大海相通的地方就是宁波了！它处在中国海岸线的中心位置：港阔、水深、浪静、风平，它南通闽、粤，东临日本，北望朝鲜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宁波东南有天台山脉和舟山群岛，可以成为阻挡台风入侵的天然屏障。
宁波甬江口及附近海域遥感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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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夏天，北赤道暖流从宁波港流过，进入日本沿海；冬春季节，北冰洋寒流绕经日本，流入东海。这样有规律的洋流，为两国之间开辟了天然航线。
唐代，中日之间正式开埠，是因为这一时期，航海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。我们的历史埋没了 许多航海家的名字，但借助日本史料我们得知，唐代光宁波地区就有30多位航海家，最厉害的一个叫张支信。842至863年间，他4次往返中国和日本之间，并创造过最快的航海速度。
有一篇为嘉靖时倭寇翻案的文章，说那时候日本航海技术太差，数月到不了中国，这样来抢劫不划算云云；其实，重新审视倭寇问题，不是什么坏事，但拿航海技术来解释，就不太合适了。如果明代航海技术不行，又何来下西洋壮举，如果明代航海技术不行，东南沿海走私集团与日本、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动，难道都是幻觉吗？
以前的宁波港，不仅仅是今宁波大陆沿海,还包括了今舟山群岛大部分地区,一个如此优越的港湾区域,怎能不吸引人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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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41年，明嘉靖在位的第二十个年头，后来成为抗倭英雄戚继光，此时才13岁。这一年冬天，几艘葡萄牙船只在中国南海洋面缓缓前进，海雾散去，瞭望台上的水手兴奋地看着前方，出现在他们视野中的地方，是明朝治下的澳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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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中国的葡萄牙商队，并非只去了澳门。至少在，至少在1524年，葡萄牙人来到了浙东海，在一个叫“Porto Liampó”的地方扎营，“Porto Liampó”翻译成中文就是“宁波港”。前不久的1523年，最后的朝贡官方港口宁波已经海禁。这里“宁波港”应是宁波府辖区的明代私人贸易据点——双屿港。那里因民间贸易而繁荣，聚集着东西方许多海盗和 商人，被很多学者称为“16世纪的上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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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24至1548年,中国、日本、葡萄牙商人常常在这里展开三角贸易，每年的贸易额超过300万克鲁查多（即后来葡萄牙通用的货币埃斯库多）。当时，这是一个惊人的贸易额，因为葡萄牙首富达·伽马的年薪也不过1000克鲁查多 。
欧洲文献中首次提到“宁波”，比葡萄牙人到达这里早了两个世纪。浙江大学龚缨晏教授称：西方关于宁波的最早文字记录，来自一位叫鄂多立克的修士，他在《鄂多立克游记》中写道：“Menzu（即“明州”）此地船只如此之多，不仅你耳闻之后不太会相信，即使你亲眼目睹之后可能也会感到难以置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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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我不想谈、甚至想回避明倭寇问题，因为它远比想象中要复杂，远不是“英雄般”肯定或“翻案式”否定，所能概括的。但是，为了引起误会，还是要梳理一二。
16世纪双屿港的繁荣，在朝廷眼中当然是“非法的”。1548官军将这些人以“倭寇”的名义绞杀——当然不可否认，里边有许多人，常在日本诸岛活动，有明朝人，也有日本人，也有葡萄牙人、荷兰人。
站在王朝统治者立场，这些海上据点，是不安的因素，作为农耕文明的王朝，闭关锁国带来的思维，更是无法看到：当时，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已经全面铺开，推动海洋文明、开展海洋贸易是大势所趋。
彼时，宁波、温州、台州等沿海居民也已经深度参与着这场大变革，并给自身生活带来了改善。双屿港，是浙江，乃至东海领域最大的贸易场所。“一叶之艇，送一瓜，运一罐，率得厚利……三尺童子，亦知双屿为衣食父母”（朱纨语）。
对此，内地平原居民可能会一是费解不理解：“没有了大海可以种地嘛。”
但是，宁波所在的东南沿海，不仅是水乡、而且是“山乡”，对于人多地狭的沿海人民，航运、贸易、大海就是命根子，海禁对沿海人民来说，极其致命。走私，或许结局不好，但总比等死好百倍，铤而走险的民众，加入了劫掠的海盗，或走私的海商队伍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将打击走私集团的行为，上升为反侵略战争，的确有些夸大，但我们也不能否认——走私队伍不排除有日本浪人侵扰劫掠中国百姓。
有人说，须将戚继光、俞大猷等人，拉下神坛——这本是个伪命题。此二位是朝廷命官，为朝廷做事，执行的国家政策，即使在大明时期，也未曾登上过神坛，又何来拉下（至于后来如何走上神坛的，应该是近代抗战时期吧）在军事方面，他们的确是出色的天才——无论他们的对象是谁，都无法否认其军事家的地位。
关于嘉靖倭寇队伍的中、日人员构成，基本已有定论，而且明人都没避讳（“大抵真倭十之二三，从者十之七八”。《明史》），保守估计，大明籍人占了七成。被视为倭寇大的道理大概是——这批人的作战方式的确是“倭式”的，从兵器到战法，机动灵活，适合流窜作战，戚继光的鸳鸯阵，正是为对抗“倭式”战法而发明。
不过，这些人毕竟不是日本正规军，更像是拥有倭人作战方式的国际走私武装。
关于倭寇问题，把其说成“反侵略战争”的确值得商榷，但直接说成“镇压先进的海洋文明”，似也矫枉过正。查史料，明朝高层也并未把这个事塑造成可歌可泣的事件；而万历年间的“壬辰抗倭”更被王朝重视，它（朝鲜之役）和播州之役、宁夏之役，一起被列入“万历三大征”。
戚继光等人的军事行动可以看成，“明朝肃清中国沿海国际走私集团的行为”，而对象的国籍问题，似乎并不重要。
如果非要宣传反侵略的抗倭，不妨可以多宣传下万历年间李如松等人对日本正规军的功绩。戚继光从来不是神，他就是一个军事家，执行了一场任务而已，虽然没有杀多少真倭，但也没必要背上“刽子手”的之骂名。
且不管出发点如何，执行“海禁”政策、打击自由贸易，对沿海地区，尤其是宁波这样的港口城市，其打击是致命的的，而且宁波下一次重新对外开埠，已经是三个多世纪后的1844年了。而戚继光等人的军事行动，并没有从根本上禁绝走私，反而让走私更加严重。走私问题并不是灭绝的，而是因为隆庆开关恢复开埠，问题反而就迎刃而解了。
海禁、港口经济危机、海洋经济崩溃过程连锁反应是这样的：
海禁➩贸易中断➩港口废弃➩商铺进出货源断供、码头工人水手失业、航运商人破产➩城乡经济命脉崩溃➩地下走私猖獗➩合法贸易转为“非法贸易”
简单总结一下明代宁波遭遇了三次大的不幸：
第一次：名字跟国号冲突，发展了七八百年的“明州”品牌被撸掉了。
第二次：日本人争贡事件发生在宁波地盘，让高层对其更加不信任，关闭了海关。
第三次：倭寇作乱，宁波因为对日贸易牵连，几乎被判死刑。
据宁波著名文化学者周时奋先生（已仙逝）考证：港口经济繁荣的时候，宁波城是一座“比威尼斯还威尼斯”的水城”，“在宋元至明朝中期，如果有一架直升机俯瞰宁波城全貌，那座梨形的罗城，就像浸泡在水中的一个岛屿。两片水——日湖和月湖，像两条臂膀把宁波城紧紧抱在怀中。”宁波城水系的淤塞，跟海禁政策的时间，是一致的。
《宁郡地舆图》为清道光以前绘制的宁波城市地图，右上角有海运大船、内河小船，城内街道、建筑、商铺、桥梁等等一一俱全。此图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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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宁波城内街巷，堪比苏州的小桥流水人家，只是再也没有了繁盛的码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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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了港口贸易，曾经遍布城内外的河流水系就失去了航运价值。时间一长，湖泊开始淤塞。清初，宁波月湖“广长减十之六七，而所有汀洲岛屿，不可复识”，从1374年关闭市舶司到1844年重新开埠，宁波港在470多年岁月里（朝贡贸易作用有限，几乎不产生GDP），几乎是处于荒废状态。
海禁期间，宁波外港——双屿（今属舟山，当时为宁波府辖区），顽强的民间私人贸易，还是坚挺了一段时间。不过，一座富可敌国的港口，最终成为了一片废墟。如果明朝政府当时能网开一面，因势利导地走开放之路：实行“内陆重农、沿海重商”的双轨制，那里或许会成为一个拥有主权的“香港”或“澳门”。
英国人到达宁波，比葡萄牙人晚了两个世纪1683年，英国商船抵达舟山、宁波一带；1698年，英国人设红毛馆于定海（时属宁波府管辖）街头泥城；1700年，英国东印度公司派船一艘前往宁波试求通商。此时，清朝继续推行闭关锁国，“官方贸易”通道，只留下广州一口。
但是英国人不满足，并且十分看好宁波及其海域。当时，英国人对宁波投资额：101300英镑；对广州投资额：40800英镑；对厦门投资额：34400英镑。
宁波的商业地位远远胜于厦门和广州，两百多年后，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，并没有在珠江口登陆，最终还是通过宁波的镇海、定海打开中国大门的。而当时他们的首要索取对象，并不是香港岛，而是是宁波东部的舟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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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国人从宁波镇海打开江浙地区大门。中英《南京条约》
迫使清政府开放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和上海 。从明初海禁没自由贸易，到到1844年宁波重新开放经历了近500年。对于一个以海洋为生的港口城市来说，时间已经太久，错过已经太多。而宁波本地形成的商帮集团，因为本地没有市场，也逐渐流失。有的南下了，到了香港；有的北上了，去了上海。
上海和香港的崛起，是开放造就的繁荣，但决定因素不再是港湾，而是人才和资本。
近代开埠，甬人入沪
机会总是此消彼长的，宁波港逐步走向衰落的时候，对岸长江口的小县城上海却悄然崛起，我们前边提到：宁波建港的自然条件优于上海，那为什么最后上海还是胜出了？ 答案是：长江流域腹地与商业资本强大。到了清末，贯通南北的京杭运河，逐渐被贯通东西的长江航道所取代——一是长江沿岸通商口岸开放及经济崛起所致，二是太平天国等内乱对运河沿线的破坏，加上黄河1855年改道，导致更多投资从运河沿线转向长江沿线——此前松江府的上海县，就成了这样一个资本汇聚之地。
宁波的优势：天然港湾众多、区位面向大海、海运优势明显；宁波的劣势：山脉阻隔，内河航道狭小，经济腹地狭窄
上海的优势：长江航道畅通、平原开阔坦荡、经济腹地广阔；上海的劣势：泥沙堆积河口、缺少深水良港。
跟“靠海吃海”的宁波不同，上海城市的壮大，最早的强项是长江航运和商业资本。
鸦片战争后，外国冒险家蜂拥而至，在黄浦江畔建筑了码头、仓库；19世纪70 年代，上海港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。
这个中心，是用钱烧出来的，为了把这个大蛋糕做好，外国冒险家和投资者是不惜加大投入的。外国人一开始并不愿意插手太平天国与清朝的内斗，甚至还与天平均合作过。随着太平军节节败退，又进攻上海。好家伙，这下外国人惹毛了，赶紧拿起火枪跟太平军开火，就是为了保住上海这个商业资本中心，这是他们苦心经营的地方。
十余年的太平天国动乱，促使广东、福建、宁波，的投资转移到上海。既然上海港口条件不好，那就用钱来改变，造出一个江海联运的大港。1905年成立的上海浚浦局，专门负责疏浚航道。1906年到1911年，疏浚航道的费用达到了773万两白银，占到当时上海港年税入的12%！
宁波港虽然荒废了，但“宁波元素”并没有沉沦，著名的“宁波商帮”抢滩上海，推动上海发展和崛起——当然，对于宁波本地来说，这是人才的外流。
比如，首次将轮船引入商业领域的依旧是宁波人。1854年冬天，宁波船商从国外购买了一艘轮船，取名“宝号”。“宝顺号”的主要任务是为海上商船护航，是中国第一艘商用轮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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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光城市建设，在传统的航运领域，宁波被上海迅速取代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随着港口腹地的丧失殆尽，宁波港最终成了上海的支线港口，几乎不参加直接的对外贸易活动。
到了1937年，宁波港船舶载，重量已经不到上海的1/10。在孙中山的《实业计划》中，宁波仅与葫芦岛、烟台、温州等港口一样，是一处无足轻重的“三等港”。一座千年商埠，最终在国际航运体系中被慢慢遗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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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城烟雨半东南”，描写上海之大；“全城烟囱三支半”，形容宁波之小。上海外滩，已经是个今人熟悉的名词，而外滩的最早版本，来自宁波。随着宁波人入沪，“外滩”这个词也被搬到了上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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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人乐于叫宁波人“小宁波”，更以“阿拉上海人”为豪。不过，“阿拉”来自宁波话里的“阿拉宁波人”，而土著上海话原有的“我伲”，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了。
上海城市崛起过程中，“小宁波”们是中流砥柱。从1852年到1948年，宁波人用占当时上海1/5的人口，创造了上海的1/3财富。
在上海，国人创办第一家银行、第一批保险公司、第一家信托公司，均出自宁波商帮之手。
除了缔造上海，宁波商帮还推动了天津、武汉的崛起；抗战时期香港经济的繁荣，多有宁波人之功。这正如民国年间出版的《中国商业地理》所言：“上海者，即曰宁波人之上海。”
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，都是“宁波帮”：
张敏钰，台湾的水泥大王
王传麟，台湾棉纺大王
傅在源，东京的杂粮大王
张济民，新加州地产大王
陈廷骅，香港棉纺大王
曹光彪，香港毛纺业大王
李惠利，香港钟表大王
邱德根，香港娱乐大王
包玉刚，缔造了香港船业王国
邵逸夫，缔造了香港TVB传媒王国
大港归一，明州复明
复兴再牛的地方，强如魔都上海，也不可能把所有经济功能包揽，发展更不可能十全十美。比如，从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至今，航道水深问题就始终困扰上海港。当代，上海斥巨资在浙江洋山岛，兴建深水港区。不过，洋山港潜力总有用尽的一天。 于是，宁波终于迎来了复兴之机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海运荒废已久的，宁波的滨海到处是白茫茫的芦苇荡，曾远渡重洋的伟人敏锐地发现了地图上的秘密：
1979年，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，圈出了深圳特区。1984年，他又在东海边画了一个点，让宁波港重新复活。他老人家特别指出：“宁波的优势有两个，一个是宁波港，一个是宁波帮”，“要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。”
跟上海港比，宁波的优势是水深，劣势是腹地。改革开放后，宁波港重新释放活力，交通环境的改善，让上海的“腹地优势”不再那么明显。
宁波先是巩固了嘉兴、温州、台州港，杭州湾跨海大桥开通后，又让苏南及苏北等广大地区成为宁波港的势力范围；“无水港”和海铁联运又使宁波港，伸向金华、义乌、衢州，江西的鹰潭、上饶。
历史上，宁波、舟山本是一个整体。当代，宁波、舟山分别成为独立的行政区，地图上那条淡淡的红线，束缚了两个大港腾飞的翅膀。2005年底到2006年初，“宁波—舟山港”正式起航，一体化后的新港口，立刻迸发出惊人的活力。这个加强版的“大明州港”，货物吞吐量目前稳居全国首位。
宁波海域位于我国沿海主通道与长江黄金水道交汇处，北距上海吴淞口130 海里，距青岛433 海里，距秦皇岛683 海里；南距广州824海里，距厦门476海里，与香港、基隆、釜山、大阪、神户等大港间的国际航线均在1000 海里以内。2006年1 月1 日，“宁波—舟山港”名称正式启用，原“宁波港”和“舟山港”名称不再使用。“宁波-舟山港”，目前形成了“一港十九区”的格局，其中宁波港域有8个港区，舟山港域有11 个港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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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明州（宁波）的发展，可以大致总结为：
唐宋，海上丝绸之路繁荣，明州始终是“三大港”，经济地位犹如今“北上广”般的存在。明代，两遭横祸：明初海禁，商业贸易全无，只剩下朝贡贸易；嘉靖“争贡事件”惹来朝廷关闭朝贡贸易，宁波彻底闭关。宁波与大航海时代，擦肩而过。清代，英国商人频频扣关，开埠后上海崛起，资本人才外流，宁波追赶不及
宁波是一座低调的实力派之城，它的知名度不高，跟明初那次改名有关：
现在，很多人一说明州，还以为是美国那个“明尼苏达州”呢。
唐朝到明代，一个七八百年的名字，明州本来是一张最好的“品牌”。改成宁波之后，“波澜不惊”，远不如“明州”朗朗上口。看人家扬州、广州、泉州，当时一块制霸海上的兄弟，现在都还保留着“品牌”呢，相比之下，宁波运气不好——唐朝取了个“明”，谁能想跟后边来个明朝呢。
另外，周边杭州、苏州、南京、福州历史文化底蕴强大，加上上海这个巨无霸的强大磁场，宁波的确不显山露水。
而且，“非省会”身份让他缺少强大的话语权，实力虽强，也只能忍辱负重，伺机崛起咯。
“一带一路”时代，宁波和宁波人，撸起袖子加油干，他跑啊跑，追呀追，为的是，追上那个无比辉煌的自己——明州。
如果江南人民抛弃“地图炮”，让杭州、上海、宁波发挥各自优势，这个“正三角形”的版图格局
一定会释放出灿烂的光芒——而那个光芒四溢的明州，也一定会越来越“明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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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：金融、资本、综合经济中心，上海不能太臃肿，港口经济可逐渐转交宁波去做。
杭州：电商、物流、创意经济中心，而本省的综合经济中心，可以让宁波去担当。
宁波：港口、外贸经济中心 ，在此基础上可以往本省经济中心上努力一把。
从明州到宁波：它是，海上丝绸之路的缩影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