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正的仵作和现在一些古装电视剧、电影里的形象很不一样，非但没那么帅，而且卑微至极。
既然题以仵作称之，古法首次把勘验鉴定的官吏之一划定为仵作就是宋朝时期，那么我们就把时间定在这个区间，从不一样的角度去了解一下仵作这个职业。
首先是宋律明确规定的一些“验尸要求”：
第一，该验的必须验，负责验尸的官员不能推诿。
第二，案发后，验尸公文会从上级下发，官员收到文书之后必须带着仵作等相关人员在两个时辰内出发验尸，确定死因并在时限内将尸体检验文书上报。
第三，为了防止误差设置初检和复检，两次验尸的人员不一样，彼此之间不得见面往来，行动严格受限。
第四，不得贪赃枉法。
可以说，到了宋朝这个时期，法医学检验已经比较盛行，规则也相对较为完善，验尸直接关乎到一起案件的性质，也对于案件后续的侦破具有重要意义，这一点很好理解，但“死”“尸体”这些东西在古代是不必言之的大禁忌，仵作作为验尸官员中最为下级的一等，一双手摸遍蛆尸腐肉，在常人看来就是肮脏下贱之职，老百姓对其普遍抱着明敬暗鄙的心态，认为“就算是没饭吃了要饿死”，都“不会抢仵作这碗脏饭吃”。
另外说回验尸，不妨看看《洗冤集录》中的部分记载：
令仵作行人以手按小腹下，其肾子自下，即其验也于内若一处有痕损在要害，或非致命，即令仵作指定喝起。
凡检复，须在专一，不可避臭恶，切不可令仵作行人遮闭玉茎、产门之类，大有所误。
拥罨检讫，仵作行人喝四缝尸首，有因争斗因而杀子谋人者，将子手足捉定，用脚跟于喉下踏死。
只令仵作行人，以手按其喉必塌，可验真伪，勒仵作拾起白骨；勒行人邻证供状；对众勒仵作行人用醋汤洗检。 可以说，在宋慈那个时候的的确确出现了不少验尸的小技巧和方法，这些也被融入在了验看尸体的流程里，很多意外死亡、他杀的判定都有一些经验上的积累，比如宋慈著名的“烹骨”验尸法，就是一种著名的生前伤死后伤判别方法：
将死者遗骸洗净，用细麻绳串好，按次序摆放到竹席之上。挖出一个长5尺、宽3尺、深2尺的地窖，里面堆放柴炭，将地窖四壁烧红，除去炭火，泼入好酒二升、酸醋五升，乘着地窖里升起的热气，把尸骨抬放到地窖中，盖上草垫，大约一个时辰以后，取出尸骨，放在明亮处，迎着太阳撑开一把红油伞。
这个时候被打处会出现红色微荫，再以有痕骨照日看， 红色就是生前被伤痕，倘若骨上没有出现红色血荫， 那就是死后痕。
以现代法医学的观念来看这种生前伤鉴定方法虽然不够严谨细致，但利用红油伞吸收阳光的部分射线，使那个时代的宋慈看到了他想看到的事实，也算得上是一种极大的创新了。
检骨图
不难看出，仵作的实践经验积累让他们的技巧足够应付很多案件的验尸工作，但工作的细节、要做的事却和现代法医大不一样，不一样的原因还是那个问题：
——地位
在我国古代，官高一级压死人的道理谁都明白，倘若给封建官僚体制从组织层面上排个序，那么大致是：
君主>官僚>胥役
很多跑腿站堂的、大人们的随从就属于胥役，实际上胥役还不算最惨，地位更低的是衙役，而仵作就恰好就属于这个：
“ ……仵作、粮差及巡捕营诸番役, 皆为贱役 ”。——《大清会典事例 》
对于验尸程序而言，与其说仵作是正义使者，不如说是上级的提线木偶，他们在验尸前后的活动受到严重的限制，甚至是监视，哪怕是验尸过程中也必须小心翼翼，他们亲自用手检验一具具恶臭的尸体，但这个过程是受到高官们们指挥的，他们要听话，要以唯唯诺诺的语气大声唱报，看脸色行事，就像坐堂大人的工具一般。
低贱的衙役，不可能完全具有刑事勘验上的全部权力，这些是属于坐堂姥爷们的，也正是这样原因，使得当时的群众对于仵作存在普遍的不信任情绪。
程序的合法性让仵作们的正常生活受到监视、限制，在那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体制下，任你仵作具有通天的验尸手段，也缺乏基本的独立地位，遇到那些有点良心的坐堂姥爷还好，至少意见可能是会被接受的嘛，可要是遇到收了钱的、有利益关系的，那仵作也无可奈何，要么好好说话乖乖听话当条好狗，要么被踢出局外（不知生死），都是官僚体制下非常直白的体现。
接触尸体和真相的人是仵作，但复杂的原因导致他也只能做到这儿了，粤港俗话“仵作佬的手又脏又臭”，你只需要把脏事给我干了，剩下的交给我，这才是最真实简单的写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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